种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源头，解决种子问题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保证。我国种业现状如何？农作物种业与畜牧业种业存在哪些问题？作者在文中一一分析，并就如何实现种业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建议。
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着重强调了要解决种子问题。农业是社稷之本，种业是农业之基。加快种业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必须高度重视。
基于传统耕作方式的改进对农作物产量的提高是很有限的。历史地看，我国的传统农业在西汉时就已基本定型，定型的标志是铁犁和牛耕的推广应用。从那时起直到清朝中叶近2000年的时间里，粮食亩产只提高了39%。而玉米是碳4作物，光合作用效率高，但在杂交技术被广泛应用之前，其亩产也是很低的。据民国时期的多年调查，华北地区的玉米亩产只有300斤左右。对比1930年代以前的美国，其玉米单产水平一直是锯齿状波动，平均亩产在400斤左右。后来随着杂交技术的普及，单产水平才得以持续提升，呈现出稳定向上的增长曲线。到了今天，现代生物育种的转基因技术已是一种成熟的育种方法；基因编辑技术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所掌握，并应用于品种改良培育；生物合成技术也得到了战略性关注和布局，可能带来颠覆性的效果。我国虽是农业大国，但资源禀赋与美洲大陆国家相比处于明显劣势。因此，面对这样的内在约束和外部竞争，更应着力加强种业科技自主创新，以实现种业科技的自立自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我国的种业问题首先是个结构性问题，不可统而言之。我国种业的结构性失衡表现为，农作物育种相对领先，而畜牧业育种则大幅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二者的现状水平、问题成因、目标任务、实现路径存在明显差异，应对此加以准确认识。
从种质资源搜集保存利用、育种理论和方法，到品种培育等各个方面，我国农作物种业经过长期努力已在多个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并驾齐驱，或差距明显缩小。目前，水稻、小麦的品种自给率为100%，玉米在95%左右（余下5%左右也是在国内制种），蔬菜为87%。社会上有说法认为我国蔬菜种子被国外种业企业控制，这并不准确。最新调查表明，从数量上看，我国进口量最大的种子是香菜种子，数量为4690吨；其次是菠菜，数量为3680吨；第三是空心菜，有3600吨。香菜和菠菜主要在欧洲育种制种，空心菜则在泰国。这三种种子都很便宜，每斤只有两三元。从金额上看，我国进口最多的种子是番茄，进口额为1亿美元；其次是西兰花，进口额为4300万美元；第三是胡萝卜，进口额为4000万美元。相较来说，这种进口规模在我国14万吨和300亿元蔬菜种业市值中，所占比例并不大。此外，还应认识到，与水稻、小麦、玉米不同，市场上常见的蔬菜有几十种之多，并无必要做到每种蔬菜的种子都完全自给。历史地看，从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胡萝卜、黄瓜、葡萄等九种农作物品种，到公元1500年前后玉米、番茄、红薯等外来蔬菜传入我国，种子的交流和互通有无，是人类文明史上很正常的事情。
我国农作物种业创新之所以进步迅速，原因在于：一是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的传统农耕大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丰富，目前保存总量达52万份。二是农作物育种周期相对较短，还可以采取南繁加代等育种技术。三是拥有一批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可以及时共享和应用国际上最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并且得到了政府在条件平台和科研项目上的大力支持。四是不断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大大调动了育种人员的积极性。
除了蛋鸡等少数品种外，我国畜牧业种业科技创新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十分明显。肉牛、奶牛、猪等优良种源皆来自国外，比如肉牛种源主要是西门塔尔、利木赞和夏洛莱，奶牛种源则为荷斯坦，猪种源为杜洛克、长白、大白。如果发生极端情况，这些种源被限制进口，则将显著影响我国的畜牧业发展。
畜牧业育种之所以落后，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地方性畜牧品种虽然较多，但普遍体量小、生长慢、产能低。这与我国自身的文化以及农业历史有关。我国自古偏重种植业，汉民族是个典型的农耕民族，把农业叫稼穑，《汉书·食货志》说“辟土殖谷曰农”。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开篇就提到，假如中原人到内蒙古，也要把草原开垦一片，固守着向土地讨生活的传统。畜牧业在我国一直处于辅助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而欧洲自古就重视畜牧业，资料显示，13世纪时欧洲的畜牧业和种植业就已平分秋色，他们对肉蛋奶食用品种的培育已有漫长的时间积累。二是畜牧育种周期漫长，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必一体育官网在线，在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下，推动畜牧业种业创新难度可想而知。
针对上述状况和问题，我国种业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明确目标任务和实现路径。
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当务之急是政府要推动扩大转基因品种试验示范范围，利用制度优势引导舆论。转基因技术作为农业重要的高科技，2020年全球种植面积在30亿亩左右，如果我国自己设卡限制其应用，某种程度上说无异于自废武功。
切实加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此为抓手鼓励种业原始创新，提高种业发展质量。《种子法》修订后，新品种数量有了大幅增长，特别是实行登记制度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出现井喷效应。以蔬菜品种为例，纳入等级制度管理的八大种类就有13487个，但业内普遍认为其中有些不过是改头换面，甚至套牌侵权。这也养活了一批小散种业企业，影响了种业高质量发展。为此要充分利用农作物DNA指纹库等现代技术手段，提高遗传相似度要求标准，加大执法力度，规范市场管理。
进一步推进科企合作。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方向是正确的，但在短期内无法实现。目前农作物育种科研人才主要集中在农业科研单位和高校，提高育种创新能力最现实有效的选择是加强科企合作，既鼓励科学家创造价值，也让企业家放大价值。比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培育的玉米品种京科968每年推广面积在3000万亩左右，即采用“1+7”的方式实现科企合作，即农科院玉米研究中心与七家大型种业企业合作，每家企业支付给玉米中心200万元以取得京科968的品种使用权，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卓有成效。
认清解决种源问题的路径。如前所述，我国有丰富的地方性畜牧品种资源，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满足特定需求的角度看，这些地方品种都是宝贵资源。但从生产效能上看，这些地方品种在市场中普遍缺乏竞争优势。在动物育种实践中，凡是追求产量目标的，结果必然导致趋同和单一化，西方国家的畜牧种源固定在为数不多的几种，道理就在这里；而追求观赏和审美目标，结果必然导致多样化，宠物猫狗种类繁多，也是这个道理。因此，我国畜牧育种要充分挖掘国内已有地方品种资源。但这只能为辅，最主要的还是要想方设法加大国外种源的引进，并利用其优势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这个路径必须要认识清楚，不能走偏，否则就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事倍功半，欲“自立”而不达。
畜牧育种必须走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之路。由于畜牧育种需要大种群的数量遗传学实验，因而大型企业更有优势完善其事。比如峪口禽业利用国外资源培育出的京粉、京红系列蛋鸡达到国际水平，就是成功的案例。再比如温氏集团在猪新品种培育中的创新突破，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因此，加快畜牧业育种创新需要从维护国家利益和打翻身仗的目标出发，加大政府对大型畜牧企业的支持力度。
强化对畜牧育种家的激励。由于育种周期长，预期收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科研人员从事动物育种的积极性普遍没有从事作物育种的高。针对这一问题，需要完善相关政策，提高动物育种家的预期收益。比如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办法中，应明确规定成果收益分配包括退休人员及其法定继承人，而且直到成果不能转化为止。这或许能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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